国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探讨国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就是分析、理清国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运动中，所体现出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而要理清这些联系，就要先找出制约国学发展的主要因素。制约国学发展的主要因素，概括起来，不外国内、外两种。
从国学同国内诸因素之间的矛盾运动来看，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即“政学相依”和“政学相制”。
从国学同国外诸因素之间的矛盾运动来看，也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内外相通”，“内外相制”。
通过国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国内外诸因素之间的基本的矛盾运动，我们可以从中探察和总结出其所展现出来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即规律。
该规律在古今关系上体现为：“因时应变，与时推移，贯通古今，古为今用”。
该规律在内外关系上则体现为：“开放兼容，融汇内外，结合国情，外为内用”。
综合国学在国内外关系上所体现出的规律，我们可以概括出整个国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这就是：贯通古今，融汇内外，综合创新。其中“综合创新”是“轴心”，而“贯通古今”和“融汇内外”则是“两轮”，因而这个基本规律可以形象化为“一轴两轮”。
近些年人们对“综合创新论”谈论得比较多，但人们在谈论这个问题时，似乎忽略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就是对学术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与对该规律的利用和驾驭并不是一回事。
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是关于如何对待中外古今学术文化，以及如何建设新文化的理论。其“综合创新论”尽管包括“贯通古今”和“融汇中外”两个方面的意蕴，但显然属于对学术文化发展规律的利用和驾驭的理论范畴，而并非对学术文化发展规律本身的阐释。
对“综合创新”作为“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首先作出阐发的，是刘鄂培先生。但是刘鄂培先生的表述有两点不足：一是，没有明确指出“综合创新”是中国和整个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二是对“综合创新”的内涵似还阐释得不够透彻。
“综合创新”既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整个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单用“综合创新”一词似显欠周，而比较周密的表述则是“一轴两轮”，即以“综合创新”为“轴心”，以“贯通古今”和“融汇内外”为“两轮”，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古今内外”的关系普遍存在于学术文化发展过程的始终。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学术文化，都是在从古到今的历史长河中川流不息、奔腾向前的。要是没有“古今”之“贯通”的话，那它就会断流，失去连续性，而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和优势就在于，它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川流不息，从未像世界其它几大文明古国的学术文化那样断流过。同时，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学术文化，又都是在国内外学术文化的碰撞、交流中发展的，而任何一种学术文化，总有含其普遍性的内涵和优秀的成分，要是没有“内外”之“融汇”的话，那它就不能在人类学术文化的范围内更加广泛地汲取营养，就会失去其“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因而也就难于挺立于世界学术文化之林，成为独立挺拔的参天大树。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发展到今天，不仅对内融汇了华夏各个民族的进步的学术文化，而且对外融汇了世界各国各个时期的进步的学术文化。纵看历史，横看现实，中国学术文化之所以能挺立于世界学术文化之林，并耀眼夺目，就是因为它既能不断地“贯通古今”，又能不断地“融汇中外”，从而实现连续不断地“综合创新”的结果。
“贯通古今，融汇内外，综合创新”作为中国和整个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一直在发挥着作用：适者生机勃勃，不断焕然更新，与时俱进；不适者则死气沉沉，不断枯萎凋零，终被淘汰。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关键词 贯通古今，融汇内外，综合创新
一 制约国学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探讨国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就是分析、厘清国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运动中，所体现出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而要厘清这些联系，就要先找出制约国学发展的主要因素。
制约国学发展的主要因素，概括起来，不外国内、外两种。
从国内因素而言，有天然的也有人为的，而人为的因素居多；就人为的因素而言，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等，尤以政治因素对国学的影响最甚。
政治因素又集中表现为国内治、乱的性质及其程度。
就国外因素而言，也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等。各种外部因素对于国学的制约及其程度，在不同的时期和具体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不宜一概而论，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当国际关系处于剧烈地变动时期，则对国学的制约就特别显著了。至于具体的情形，则需根据国际关系剧烈变动的性质及其程度而定。
制约国学发展的国内外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促成了国学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运动。
二 怎样看待国学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运动
从国学同国内诸因素之间的矛盾运动来看，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即诸因素与国学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
因为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政治在诸因素中一般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着重探察政治因素与国学之间的矛盾运动。这样就可以简括为“政学相依”和“政学相制”。
所谓“政学相依”，就是指政治和国学之间彼此相互依存。政治不可能离开国学而存在，而国学也不可能离开政治而独立。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先秦时期，虽然国学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相对独立性，但离开了政治也照样不能发挥起作用。包括孔、杨（朱）、墨、商（鞅）、惠（施）、孟、荀、韩等诸子，之所以奔走、游说于列国君王之间，盖为自己的学说寻求政治支撑和传递的杠杆。而列国也都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渠道、方式招募、网罗人才，也同样盖为寻求适合于为自己的政治统治服务的人才及其学说。政学相依的情形到秦汉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建立以后，便发生了巨大甚至可以说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专制政治强迫国学依附于它，否则便加以限制，以至罢黜；另一方面，国学中的某些代表人物，在“官本位”制度下，也主动甘当政治的附庸，以实现所谓“经世致用”的志向，使国学之主流渐渐沦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即所谓“君学”或“官学”。自秦汉至清末的大一统局势下，情形大都如此。学术文化一旦成为政治的工具，沦为政治奴婢，其学术性和真理性自然也就扭曲以至丧失；因为在专制权势的干预和载决下，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真理可言的，所谓“成则王侯败者贼”、“金口玉言”、“朕即真理”、“有权就有一切”等等，就真实地反映了此种情形。所以，在帝王专制时代，作为国学主流的“君学”或“官学”，不能说一点儿学术味和真理性也没有，但居于主导地位的则是实用主义和“权势真理”。所谓“清官在戏棚，真理在朝廷”，所反映的就是这样的现实。皇帝的“金口玉言”就是真理，皇权就是衡量和裁决是非黑白和真理与否的唯一杆秤！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所见到的秉承唐太宗李世民本人的旨意所撰写，并由他所钦定的《贞观政要》，以及其它一切经过皇帝本人钦定的涉及当朝的史籍等，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可信度，实在值得怀疑、深考、甄别和重新厘定！所以到宋代，许多有识之士发出“为往圣继绝学”的感慨和誓言，正是目睹了先秦“往圣”之学，由于秦汉以来依附于专制政治而绝流的现实。但是，感慨归感慨，誓言归誓言，到程朱陆王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出现，尽管他们以为自己实现了“为往圣继绝学”的宏伟志向，而实际上，不但未能达到“为往圣继绝学”之目的，反而比以前越发依附于专制政治，越发更好地充当了为专制政治服务的最完善、最有力的工具，因而离开“往圣之学”也就越远了。在漫长的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下，在占主流地位的“君学”或“官学”中，“往圣之学”越来越断流。要是说“往圣之学”还存有一丝未断，一脉相传的情形的话，那只是存在于远离政治而隐退、蛰居或避难的个别学问家的著述中，和民间传说、轶闻中。
所谓“政学相制”，就是指政治和国学相互制约。自然，在上面所说的政学相依中，就已经包含着政学相制的情形了。不过，政学相制更集中而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种情形：即“政酷学乏”和“政松学丰”。
“政酷学乏”系指专制政治越严酷，则文化专制就越厉害，就越会限制、钳制以至扼杀国学的发展，因而就必然使得国学处于贫乏的状态。翻阅中国学术文化史，就会发现体现文化专制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对先秦学术文化的摧残是致命的，而在他之后两千多年，那个一再颂扬秦始皇的最高决策者所实行的长达20多年的文化专制，尤其是所发动的长达十年之久的，实则“大革文化”之“命”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对学术文化的摧残，更是“史无前例”的。除此之外，历代的“文字狱”对国学的扼杀，也是非常残酷的。专制政治和个人专断所实行的残酷的文化专制，必然扼杀和窒息学术文化的发展，导致国学的贫乏。回头看看，在那个亿万民众只能手捧“红宝书”而“早请示”、“晚汇报”的年代，还有什么学术文化可言！
而“政松学丰”则系指专制政治在由于种种缘由变得相对松弛、宽松，或由于政治权力的角逐而呈现薄弱乃至某些空隙时，那么国学则反而会赢得，或呈现出相对自由地喘息、争鸣和富有成效地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最为明显，而在尔后新旧王朝交替的时空内，国学也都表现出赢得相对地喘息、复苏和繁荣的景象。比如汉末的大分裂和南北朝时期，唐末的五代十国时期，宋末的金元时期，以及清末民初的“类百家争鸣”等等，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
政治与学术文化的这种矛盾运动的关系似乎具有普遍性，即在中外古今都是如此。
列宁曾指出：“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 这话道出了在社会领域真理的遭遇。愚以为，像几何公理这样毋庸质疑的真理，触犯了一般人的利益，遭到的是反驳，而要是触犯了统治者的利益，那就不仅是反驳，而是一定要被“推翻”的！所以，在权势干预的社会政治领域，学术文化是不可能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的，是不可能按照真理自身的要求成长和展示的。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再到“宋明理学”，以至“清代朴学”，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情形。
从国学同国外诸因素之间的矛盾运动来看，也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内外相通”，“内外相制”。
所谓“内外相通”，系指国内外学术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相互促进。学术文化同属于人类精神财富，尽管由于国家和民族地域、习俗等等的不同，存在着各种差异，但在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和促进自己民族和人类的进步方面，具有共同性，因而在学术文化的内涵上总是具有相通的因素，因而可以相互沟通，相互汲取，相互激发，相互促进。就拿对中国学术文化影响较早、较大的印度佛教来说，内外相通就表现得很明显。从佛教徒到中国传教一方来说，一开始便研究并利用了中国原有学术文化中能与佛教教义相契合的成分，譬如老庄的清静自守和孔孟的修身养性学说等等，与佛教中的相关内容相衔接、融汇，尽量按照适合中国人的口味来传播。这是佛教之所以能传入并能在中国立足的一个很重要原因。而从中国人接受佛教教义一方来说，人们最初也是有意地撷取佛教教义与中国学术文化中相契合的成分，并加以改造、敷衍，以至搀合上某些适合于中国人口味的东西，才加以接受和传播的。佛教传入中国时的这种“内外相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之所以很早远传海外，则更表明反映和驾驭自然规律的科学技术更没有国界的限制。尔后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学术文化的东渐，也同样昭示了这样的道理。
所谓“内外相制”系指国内外学术文化的相互制约、相互排斥。由于学术文化带有根深蒂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等特征，所以国内外的学术文化不论怎么“内外相通”，但都不可能趋于混同、融合为一，抹煞、丧失本民族和本地域等特征，于是就总要表现出相互制约、相互排斥性。当外来的学术文化带着政治侵略性的意图而实行文化侵略，企图吃掉、灭绝国内的学术文化时，这种相互排斥性就会被激化，并强烈地凸现出来。这在清末民初表现得就很突出。当时帝国主义者伴随其政治、军事和经济等侵略而实行文化侵略，而国内的某些人或出于崇洋媚外、或出于一时糊涂和天真等原因，而提出并推销“全盘西化”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保卫国粹”论的对抗和抵制。“保卫国粹”论虽然因为与“全盘西化”论针锋相对而有些偏激，但其所体现的却是中国学术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等特征，其捍卫中国学术文化的本意和实质则理应得到肯定。于是酿成了国内外学术文化空前激烈地对抗和论战。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论战显得有些混乱（见前文），但捍卫中国学术文化的“国学”派不仅应运而生，而且最终取得胜利。
“内外相制”的矛盾运动表明：就我悠久的中华文明古国而言，学危则国危，国危需兴学，学兴国才兴。国学乃国家的精神命脉，当面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国学陷于危机时，国家则也面临被灭亡的危机，而此时为了防止被灭国灭族，就必须捍卫和复兴国学；而由于国学所固有的卫国御辱的基本精神，在国家民族面临危亡的关头，国学也必然兴起，承担起号召国家民族起来挽救危亡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