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中国的儒学唯识宣言-道学的文化反思
北京大学中国国学百家讲坛董事长高级研修班培训之儒家思想
儒学哲学化的演进是道德的形上学趋向超越的形上学，儒学现代化是超越形上学趋于哲学的形上学，它的具体学术思潮历经《易经》、《周易》、玄学、儒学的历史过程。在思想上是本体论而主体论而认识论的思维过程和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国哲学是从语言逻辑到思维逻辑的演化，西方则是唯心和唯物之二分的思维逻辑。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易道儒之“道德分岔”的典范是人以“法”天地之性的“道”与“德”的范畴为社会的典范。儒道分叉的临界点是儒学偏向于人的教化和社会化，而道学则倾向于转化人之自然的道性而开创人文化之美学、艺术、神格的人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自然宇宙赋予人的生命就是性，人的生命依附于“天”的自然之性就是“道”。人通过“道”来修习其身就是人性的教化、社会化、人文化。“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贯穿《老子》天人之“道性”，其“性”为“真”主“信”藏“精”，“德性”其“性”为“善政”，主善于仁、义、礼的转化。
人性的“人文化”和人性的“自然化”是儒道的终极关怀。“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孟子•离娄上》）。探索《中庸》之“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的范畴与典范，须要透视《孟子》修身于“诚”之“善”和“性善”的义理。“天之道”和“人之道”的“性”与“善”的典范是“诚”。天性是“诚”，贯注于人性的生命亦是“诚”，这是“天之道”。“天道”贯注于“人道”，须通过修身于“诚”，其途径是“思诚之道”。思索“诚”之道是孟子所谓的“性之德”的“性”和“性善”。“德”是自然的天性，不是人的本性，但却是人的“人文化”的过程，人性的教化和社会化是通过“修德”和“修身”的途径而自得。（《大学》）是“修德”的进路，《中庸》是“修身”的进路，修身、修德是孔孟“为己之学”和“君子儒”的人格典范。
“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神”是《周易》思维的理想人性，而“圣”是理想的人格。“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尽心》）。孟子引伸“神”之理想“人性”而诠释“人性”之“善”与“性”的“性之德”为“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孟子•万章》）。孟子认为“天性”的“善”贯注于“人性”的“善”是后天的修为。“天道之诚”与“天性之善”通过“人性”之“神明”的“内外修为”，方达于仁义、礼、智、根于心的“修身”之本。
治人与对待于人，能够满足于人的欲求即是“善”。若能够通过“己”之内修而修得德、善、仁、诚的终极德性，人就能达致孔子“君子儒”为政取“信”于民的至善人格，并成就“圣”的至德境界。德、善、仁、诚能够充实就是完美的人格。完美的人格发出光辉的与时并进的知识。“苟日新，日日新”的“盛德”就是“大人”的人格。“大人”的人格能够化蛮疆而取得安人、安百姓的政治“大业”，这就是“圣人”的人格。“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孟子认为“大人人格”就是孔子的“君子儒”的人格。“大人”、“圣人”的至极人格是“神格人性”。甚么是“神格人性”?司马迁对“神性”有很好的诠释:“凡人所生者神，所托者形也……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史记•太史公自序》）。此所谓“上下之交于道曰神，上下之交于德曰明”“神”与“明”之”神明”的人性曰:“神格人性”。
人性之人格的进取，孟子把之规范为分岔的“大人”与“圣人”的人格。“大人人格”是“事天”的典范，“圣人人格”是“治人”的典范。“事天”是“内圣”的进路，“治人”是“外王”的进路。“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是孟子所确认的至善的终极人格。“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孟子理想的人格是“正己而物正”（《孟子•尽心上》）的“大人人格”。“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所以为大也”（《中庸30》）。至善人格向至德人性的转化是至极的“神格人性”。“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中庸16》）。“神格人性”是人性的自然“超越”。
“礼”从字根的文字学来诠释是一种祭祀的仪式。由祭天、祭祖的原始宗教祭祀太阳神、子根神，到郊祭祀、明堂祭祀、天地祭祀、宗庙祭祀的仪式，到宗主国与分封诸侯的典礼的“礼乐”仪式，以及国家社稷管理社会的体制和制度，西周的宗法之“礼”，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成为“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的礼制。“经国家”是周官之礼，“定社稷”是礼仪礼记之礼，“序人民”是五伦之礼，“利后嗣”是人伦之礼。故郑国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礼”之礼仪、礼节、典章、政刑于是成为国家社稷的治乱之本。“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仲尼燕居》）。孔子“仁思维”所教化的是“仁者爱人”与“泛爱众”的人性规范，以及“序人民”的五伦之礼的社会性规范。
“祭祀之礼”不仅是人性之自然化和人文化的社会化过程，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之史前古史的活现。周天子的“帝祀”祭祀印证于《周易•说卦》:“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帝”出乎“震”，似乎说明“帝”是夏、商、周之远古的共同祖先，“帝”者，实是远祖“对越于天”的“昊天上帝”之称谓者。中华文化之天祭和祖祭之“祭祀之礼”不是西方之宗教神的宗教层次，“礼”的文化是超越于宗教的思维之上。作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儒家学者不可不察。
“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本也”（《荀子》）。孔孟荀儒学向天、地、君、亲、师之“礼制”的深化过程，其转化所规范之“仁义忠恕”、“礼义廉耻”的二元四维的典范是“儒”向“法”合流之具有现代民主政治的社会意识。“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反求诸己是孟子致力于“仁义”和“礼义”的“为己”之诚道，故曰：有“诸己”之谓“信”。
“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信”是“政治人格”跨向“圣性人格”和“神性人格”之伟大的道、德、善的至极高标。此即《中庸》之“诚则明，明则诚”和“敬则诚，诚则敬”之人性所实践之“诚明”、“诚敬”，以及“忠恕”、“忠诚”，“诚信”、“忠信”，“忠义”、“信义”的两一精义。“子贡问政。子曰: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者何先?曰去兵，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政治人物的魅力就在于行使“信”于治国之道中，在富民、强兵、诚信于民的治国策略中，政治人物取信于民是先决的政治条件。
“天之行广而无私”（《墨子》）。大公无私的操守是“忠信”的人格而齐天。“言必信，行必果。铿铿然小人哉?”（《论语•子路》），“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小人人格”在体制内运作，为公办事不要把自身的利益掺入公事，才能忠于自己而“为公而谋”、“为人而谋”，全心全意把自己投入公益的事业中去。“夫能遗其身，然后能无私。无私然后能致公，致公然后以天下为心矣”（《子文子•王通》）。人格“忠”与“信”的规范是议公事时，对事而不对人，办事时顾及事情的利益而不谈及自身的利益，如与上司谋划工作和与朋友相处，真正“忠”的人格是敢于指出对方的不当、过失、过错而给予指正、修正、改正与辅导、教导、教诲。“违上顺道，谓之忠臣，违道顺上，谓之谀臣”（汉荀悦《中鉴•杂言上》）。人才之德、才的辨别就贵在于此“忠信”的人格。“智、仁、勇”三达德是孔子所规范的才德兼备的人格。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礼之端也（《孟子》）。忠恕廉耻的四维是仁之至诚、礼之至善。尽己之心为国、为民、为家，尽己之性以达仁义礼智之四端是为“忠”，推己之心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及于人，是为“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利而利人”是孔子所规范的“恕道”。尽己之心为公，不贪敛财物，不据公物为己有是为“廉”，恶己之不为善是为“羞”，恶己之为恶冒犯、非礼他人是为“耻”，廉正是为官的清廉公正。儒学所崇尚的“礼”是古今治理国家，管理企业的社会规范。
“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是谓圣人”（《庄子》）。“圣人人格”具备人的“德性”和“德识”，“大人人格”具备天人之“道性”和“道识”，才、学、识兼备是“至德”之天人的“德性德识”和“道性道识”的人性典范。“允艺厥中”的农艺是中华文化之“至道”与“至善”的“天人合一”之“神性”的人格。老子《道德经》一书所欲传达“道与德”的信息就是规范如何建构神性人格“天人合一”的生命能量。如何创造宇宙和生命之自然的“体用合一”的心的能量？甚么是“神性人格”和“神格人性”的“道德识性”?“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老子15》），“理性”和“知性”相互和合而为“智性”，是为老子所谓的“道德识性”。“智性”是主体的所“为”，“理智”是本体的所“谓”，“智性”是“所以为”的“用”，“理智”是“所以谓”的“体”。智性和理性体用合一是为识性。其思维逻辑是“唯名”(主体的概念与范畴)和“唯实”(客体的实体与实理)之道、德、义和故、类、理之“两一”的哲学分岔，亦是语言逻辑和思维逻辑的“两一”的哲学的分岔。墨子把此分岔之“名实耦合”，是彼矛盾的思维统合于两一的逻辑，可称之为神格物的“神格人性”。
宗教的“神性人格”何所“谓之”也?人性之“神格人性”何所“之谓”也?这是名实的分岔。何谓“名”？“名”是概念和范畴，这是“唯名”。何谓“实”，“实”是“实体”和“实理”，这是“唯实”。“人格”与“神格”，“人性”和“神性”在思维逻辑上都是名实耦合。甚么是“神格”的“实体”和“实理”?甚么是“神性人格”的概念和范畴?儒学若能解决人性之“神格人性”与“神性人格”之矛盾统一的“同一性”，则中华儒学“神之格思”所培植于人性之“神性”的人格规范和“神格”的人性典范，在世界文化的两飞峰，执其学术之牛耳的时日可待。概括而言之，易道儒之道思维与德思维的两一之“德性”是“神性人格”，而其“道性”则是“神格人性”。
具体国学讲坛 参见 http://www.ivytrain.com/OrgSite/Default-I130.html